下层妇女的现实生存状态，实在是很难得的。

严：我没有麻木，我非常能设身处地想这个问题，而国内作家对此比较冷淡。既无知又向往外面的世界的女人是很危险的，我对无知的女人既同情也批判。我在这部小说里面是对巧巧这种女性的一种批判，她们的虚荣、无知造成了后来被骗的命运。我觉得拐卖从来就不是强迫的，而是因为她们过于信任别人才导致的，对这种女性我是爱恨交加的，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将会怎样，我同样如此，巧巧和别人到了火车站以后她对自己将要走的路茫然无知，而我也是在一种不知的状态下创作。她跟扶桑是不一样的，扶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虽然表面上看来很混沌，但是她洞明一切。

李：求新求变可以说是你写作的一个追求，无论在写海外题材还是国内题材的小说中，你都是不断在超越自我。尤其在你写文革题材的小说时表现更突出，从《白蝶标本》、《白蛇》、《天浴》到后来的《人寰》、《拖鞋大队》等都非常突出，虽然是写同一时代背景之下的故事，却不是一层不变的格调，而是不断出人意料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可以说文革题材的小说你越写越游刃有余。我们都很喜欢《白蛇》，首先是被它新颖独特的叙事方式吸引了，以不同的版本讲述一个女人的故事，产生很大的文本张力。你是如何考虑到用这种官方版本、民间版本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呢？

严：我这个故事也是听来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无法讲述一个完整的梦，文学也不可能描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而对同一件事的表达可以有多种方式，我就曾经有个构想，女儿回忆母亲，以十年为分割的标记，每十年写一次，这样写出来的母亲，虽然是同一个人，但每次都会不同。《白蛇》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，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人的故事，它们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陈凯歌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，有意将它改编成电影。

蒲：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创作题材、叙事的方式和语言方面所做的创新和努力？是对自己的超越，但同时也是读者阅读定式的挑战，对吗？

严：确实如此。我现在创作中遭遇到的最大的烦恼就是：我每一次创新和改变都有可能会抛掉一部分读者。因为像《扶桑》、《人寰》等这样的作品，读者在阅读时会感到艰难，很难进入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

李：对，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感觉，因为你大部分是在用独白的方式表现人物的活动，叙述语言似乎是多余的，而且你自己又忍不住要站出来阐释一番，这会让读者感到故事情节被阻断了。《扶桑》在阅读上的困难是最大的，她给读者留下太多想象的空间，所以也就难以顺畅地读完。

蒲：你的小说里总有一个知识女性叙事者的存在，无论是写少女小渔，还是农家女巧巧，叙事和内心独白都脱离不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女性的口吻。

严：说到这个女性叙事者的存在，我没有办法将自己脱离其中，在对话上我可以尽量让人物的语言符合他/她的身份，但叙事语言就很难做到。有可能是文革对我的影响太大，我控制不住自己要进入故事中，去评判一番，这是比较自然的做法。

李：所以读你的小说尤其是文革题材的小说时，很明显能够感觉到里面强烈的道德批判意识。在《白蝶标本》中对成人世界虚伪和冷漠的揭露，《人寰》对文革中出卖和背叛的无耻之举的批判，《天浴》中对男性兽行的揭示等。

严：对，这点我确实表现得很强烈。我认为道德是一种审美。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很丰富也很精彩，但如果在我的道德审美上通不过，我就不会选择写他们。

李：前阵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你要在河南的农村呆一段时间，是否要创作新的小说？

严：我已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了，我想去体验生活，了解民间存在的种种有趣的事情，尤其是他们的语言。我很羡慕赵树理这些老一代作家，能够将人物的语言写得如此形象和幽默。像莫言、余华也都写得很好，我就试图能够获得一些这方面的灵感。至于新作快完成了，我不便在这里透露。最近我出版了一个小说集，就是以“穗子”为主人公的系列短篇。

李：你的作品在国外评价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