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冲的还有一位朋友。这是陈冲自乘飞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机场相逢。曾经的每回机场迎送都是一场重头戏。先是镁光灯，然后是一涌而上的记者，再就是被这阵势惊动的人们。她总得四面八方地端着笑脸，尽量不口误地回答提问。她害怕这阵势，厌烦这阵势，存心用孩子气的唐突语言来削弱气氛的郑重，不然这气氛中的氧气太稀薄了，她几乎不能呼吸。她曾常常想：就不能不把我当回事吗？她甚至想过悄悄改换班机，不宣而至，不辞而别，偷份自在闲散。

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，她头一次大喊大叫，手舞足蹈地走出关口。像是长期被迫收敛的她，此时放开来活动活动筋骨。

“妈！…妈！”

这时的陈冲可以像一切十九岁女孩一样放任姿态，一头向母亲扎来。

不久，她便独自待在朋友家了。母亲比在国内时更忙，连花出半天时间陪陪女儿都不可能。

陈冲打电话给曾在北京拍电影时结识的朋友，竟没有一个人能马上抽出时间见她，所有人都翻着自己的小日历本，数着排满的日程，告诉陈冲他们将在某日某时和她会晤。

“但今天不行，抱歉。…”

所有人还提醒陈冲：一个人别上马路；纽约对一个陌生国度来的年轻女孩往往是狰狞的，甚至危险的。

陈冲却怎么也待不住。一个人试试探探朝繁华的市区走。看，投人注意她，没人跟随她，真的像轮回转世一样，她似乎在经历一次新的身世。她高兴一路走一路大啃巧克力，就去啃；她高兴穿一身宽松无型的衣裙，就去穿。然而，在天性得以伸张的最初快感过去后，她感到了心里的一点不对劲。她意识到自己的虚荣心此刻也想得到伸张：任何东西，一旦有过，就不想失去。曾经的那套排场真的从她生活中消失时，她隐约感到失落。

陈冲走在这条拥满异国面孔的街道上，她想他们中最穷的人大约也比她富有。她衣袋里只有薄薄几张钞票，她的生活就要开始从这几张钞票开始。

乘几站汽车就花掉这几张票的相当一个百分比。

想着，走着。一张瘦削肮脏的手陡然伸到她面前，她惊得吞一口气。是个女人，有双干涸无神的眼和半启的嘴。她向陈冲说了句什么。请她重复，她说：“给两个小钱吧。”

陈冲没料到，在纽约第一个来测试她英文听力的是这句乞讨。她告诉她：抱歉，她也没钱。

女人突然说：“你是日本人。”

陈冲马上说：“我不是日本人！”

女人端详了她一瞬，说：“我不喜欢日本人。”

陈冲急于脱身，她却拉住陈冲的手。“你没有钱，可我有。这钱给你。”说着她硬将一枚二角五硬币塞到陈冲手里。“再见。我不喜欢日本人。”

陈冲呆呆地看着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子飘然远去。她想，要学的太多：不仅语言、生活方式，还要学会和这类失常的人打交道。

她把这个奇怪的邂逅告诉了朋友们，也写信告诉了他。

他不十分高大，有着端正的脸容和聪慧的、大大的眼睛，还有一口俏皮的北京话。陈冲是在北京认识他的，那是她出国前夕。很快发现他懂古文、通音乐，画也画得不错。他是在艺术环境里长大的，他对于艺术的敏感和造诣，很快吸引了陈冲。他身上没有陈冲见惯的学者子女的严谨，他的气质，随和中带有潇洒。当俩人发现一场恋爱已开始时，陈冲已不得不回上海收拾出国行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