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冲告诉哥哥，这回她走定了，不
前途是什么。陈冲担心那一箱
像章过
国海关时会受阻，却没有。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，纸箱承受不住，刚通过海关便裂开，所有像章随一声
响倾落到地上。人们朝狼狈而忙
的陈冲注视，全是不解的
神。她之所以将一箱
红
像章带过大洋，带到这个纽约州僻静的校园，便是这份对自己青
的尊重了。她不是一个对任何过时事
都不假思索地去否定，去抛弃的人。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。说她怀旧，说她保守，都可以，让她割弃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陈川问：“你想去
国学什么？”陈冲只回一句：“我需要。”
外婆听说
国的衣服很贵，许多
国留学生都整大箱地装足起码二年的寒衣夏衣。而这个倔
倔脑的陈冲却把航空公司的行李限量耗在这些东西上。无论她幼时有过怎样的迷失、荒诞，她仍尊重它。
这些红
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，多日后她在国的校园里这样想着。与国学生、台湾、香港的学生相比，陈冲发现自已与他们的最大区别是理想——她曾经受的理想教育。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，她相信过一
伟大的主义，渴望过为它奋斗、牺牲。她还想，不国外的人怎样为中国人悲哀，为中国人在偶像崇拜时代的牺牲而悲悯，她应该尊重自己的青。陈冲手一划：“随便！”
不
怎样，我要去看看世界；看看世界的那一边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歌和歌手。我要去看看那样一令人费解的疯狂。“
国的中国留学生都要洗盘…”陈川说。哥哥是这世界上最使她清醒、明智的人。他鼓励她，保护她，却很少一味地
她。相反地，他总在兄妹玩笑逗嘴时刺她一记，让她对自己的明星地位看得更轻淡些，更重视内心的充实。哥哥还常把陈冲带到自己的朋友圈里，这些朋友都年长于她许多，他们谈读书，谈政治，也谈社会和人。陈冲明白哥哥的用意是让自己在这里洗涤演艺阶层中常有的空泛、虚荣，让她受到朴素、智慧的人格影响。于是陈冲总穿着比上海一般女学生更朴素的衣裳，和哥哥一块骑车到这样的朋友聚会中去。她会一连几小时静静地听他们谈话，悄悄留意他们提到的陌生的书名、人名。“我早晓得！”陈冲用颇冲的
气答
。陈冲很看重哥哥的见解，却习惯地要与他较量几句。每次争论，她希望哥哥在说服她的过程中暴
他的思考程序。当陈川听到妹妹这番由一首歌引起的奇想后，沉默一阵说：“那就不能拍戏了，你想过？”
陈冲不服地：“你能
什么我一样能！”陈川停顿片刻，说：“画家不同。画画不受语言和
族限制。人类的许多
觉是共通的。画家和音乐家的幸运，是他们能用共通的语言表达共通的觉，甚至把不共通的觉让它共通起来。对吧？大概只有画家和音乐家有这份幸运。”“那你呢？”陈冲瞪着陈川：“你自己不也想去
国？”陈川看着这个长大了却仍不成熟的妹妹，
到他似乎比她自己更懂得她这个人。她对自己目前的名气、地位十分矛盾。一方面她明白这一切之于她并没有实质
的好
，另一方面她不甘心
上就告别这一切。对于她已拥有的观众，她生怕自己的断然谢幕成为一绝情。了演员，观众对自己的好恶，永远是重要的。观众很少能从一而终地对待一个演员；他们是多变的，不易捉摸的，也往往由了他们对一个演员的
而变得严苛，冥冥中希望她不要长大变老，不要当婚当嫁；他们在她（他）
上维系一份理想，她（他）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失望，从而收回他们的。从一个女孩的天来说，被众多人，似乎是幸运的。却也十分吃力，因为她并无把握自己总能合他们的理想。在最得的时候告辞，似乎颇得罪人，却也就不必吃力地去维系他们那份理想。陈冲到末了也没向外婆解释那个莫名其妙的“需要”她自己对这“需要”也不全然清楚，答案是她在
国开始生活后才逐渐现的。连来机场接应的母亲也对陈冲的这一份行李
到好笑。陈冲
：“想过！”她仍在激动和莽撞中：“想想看，有这么多东西，我看也没看过，听也没听过！”她的表情在说：那我不太亏了？因此，在香港、台湾同学们讲鬼故事一样讲到大陆中国的文革、穷困，她会正
告诉他们：“你们不了解我们。”陈川笑
：“我洗盘有什么要
！”陈川与妹妹玩笑
：“到国大家都不来睬你，日不好过哦！”陈冲明白哥哥的意思。她的成长过分顺利，对另一国度的境遇，她该有足够思想准备。她将从零开始；从白丁起。在这些同学面前，她甚至自豪：我们的过去不
是痛苦还是快乐，毕竟不卑琐。我们不为一件得不到的生日礼哭。我们或许不曾有生日礼，但我们也不曾有这个微不足的哭的缘由。陈冲懂得哥哥的言下之意，那就是：演员是被语言和
族局限的，陈冲此一去，很可能意味着永别银幕。陈冲的行李让外婆很不得要领：除了
减再减的必需品之外，便是一箱书和一只纸箱，纸箱沉得奇：里面盛的是几百只大大小小的
主席像章，它们是陈冲和哥哥从小搜集的。外婆问陈冲：“带这些啥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