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劳伦斯的话：“请一定再忍耐一下，就算为了我！”

我点点头。

晚上我在电话上冷静地告诉劳伦斯，我接受了做测谎试验的要求。他那边炸了：“你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无理要求？！这简直是人身侮辱！只有对犯罪嫌疑才能提这样的要求！”

“那我怎么办？！你以为我情愿？”我气恼并充满委屈。

“我要起诉他们！这已经成了迫害！…”他冲动地喊起来“这不仅侮辱你，也是对我的侮辱！你不该答应！”

我抢白道：“我也不应该接受你的求婚，不应该来这个貌似自由的鬼国家！”我一吐为快地说。

我挂断电话，独自坐在没开灯的房间里，一种寄居异国的孤独感头一次那样真实可触地浮现出来。原来，我并没有着陆，这个国家不允许我着陆。

劳伦斯第二天突然飞抵芝加哥，他很不放心我的情绪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愿为这场婚姻给他和我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；我不想任何人推测我怀有某种意图来靠近一个美国外交官；如此推测是对我尊严的侵犯，是对我人格的贬低。

“你别再跟我来往了。”我说。

“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，也许这只是例行的调查。”他安慰我，心里却十分没底。

劳伦斯回去后，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赴意大利的行期已定，他已向上级递了通知：在赴任前和我结婚。

“现在没事了——也许这场调查的结果是令他们满意的，否则他们早就该取消我去罗马的调令了…”他说，带着侥幸者的喜气“他们再不会要你去做测谎试验了！”

我也感到了释然，情绪好转。电话刚撂下，门铃响，从窥视孔看出去，我又傻了：来者竟是那个矮个调查员。

“很巧，我散步时发现你几乎是我的邻居！”他笑哈哈说道。

第一个直觉便是：“几天来他监视了我和劳伦斯的行动。

我让他进门，让他以“浏览”为名侦察了我房内的一切。

“最近你忙什么哪？”我问道。

“很忙。”他答非所问。

“是不是你们必须创造一些事来让自己忙？”

他看我一眼，大概在琢磨我的出言不逊是出于坏的英文还是坏的教养。

“对了，我上次忘了告诉你日期，”他说“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——就是那个测谎试验？我想请你去填一张表，签个名，表示自愿做这个试验。”

几天后，我却又接到一个电话，那人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国务院安全部的，我可以和你谈一次吗？”

交谈开始前，我告诉这位友善得多的先生，FBI已无数次向我提问过。

“FBI？”他大吃一惊“这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，这属于内部的安全问题…”

“活见鬼，他们有什么权力干涉外交官的安全审查？！”他瞪圆眼睛，向我张开两个巴掌。

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在跟我唱红脸、白脸。我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，尽管他比FBI少一些警察气。对话完毕，我问：“下次谈话在什么时间？”

他惊讶地笑一下：“下次？我想我们这次谈得很成功，不需要下次了，不是吗？”

我长吁一口气。他送我出门时又说：“你看上去很焦急，千万别。你们一定会结婚的，一定会一块儿去罗马的，我预先祝贺你们！”

星期四我上完了课，如约来到FBI总部，坐在接待室那张熟悉的沙发上等待。矮个调查员满面春风地迎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张表格，嘴里打着惯常的言不由衷的哈哈。

我刚要伸手接表格，他却突然一缩手，说：“我希望这里面不带任何强迫。”

我无表情地咧咧嘴，意在表现一种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大无畏。

“我希望这完全是出于自愿。”他更强调地说。